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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经济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关键时期。在“双碳”目标引领产业变革、共同富裕成为时代命题的背景下，绿色金融作为连接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重要桥梁，被赋予了新的历史使命。各商业银行积极做好绿色金融这篇大文章，对绿色低碳发展的重点领域持续加大信贷投放力度。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四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36.6万亿元，同比增长21.7%，增速比各项贷款高14.5个百分点，绿色金融显示出强劲的发展势头。然而，与绿色产业快速发展的融资需求相比，商业银行的绿色金融服务仍存在诸多短板，特别是在服务科技型环保企业方面，“不敢贷、不会贷”的问题依然突出。浙江民泰商业银行成都分行作为一家深耕西部地区的中小银行，近年来在绿色金融领域进行了积极探索，经过不断摸索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绿色金融服务模式。
一、绿色金融发展的理论逻辑与现实挑战
（一）绿色金融的理论演进与内涵拓展
绿色金融的理论溯源可追溯至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深度浸润与社会责任投资理念的实践延伸。在理论探索与产业实践的双向驱动下，其内涵突破了早期单一的环境风险管理工具范畴，逐步演化为统筹经济效率、社会公平与生态保护的综合性发展方案。尤其在 “双碳” 目标成为国家战略的时代背景下，绿色金融被赋予更为多元的使命：既要通过市场化机制内化环境外部性成本，破解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又要成为推动绿色技术创新、加速传统产业低碳转型、促进区域发展均衡的重要金融支撑。从学理层面审视，绿色金融的健康发展需回应三大核心命题：环境效益的经济价值如何进行科学量化与评估；如何构建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引导金融资源向绿色领域倾斜；如何在履行环境责任的同时保障商业可持续性，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这些命题的破解，要求商业银行在客户筛选标准、风险定价模型、金融产品创新等方面开展系统性、深层次的变革。
（二）商业银行参与绿色金融的现实挑战
信息不对称构成商业银行介入绿色金融的首要障碍。绿色项目往往涉及前沿环保技术，具有专业性强、技术复杂度高的特征，而商业银行现有信贷人员普遍缺乏相关领域的专业知识储备，难以对项目的技术成熟度、环境效益真实性及市场前景作出精准判断。以利兴龙公司的 “噬污酵母” 技术为例，该技术具有独特的技术壁垒与应用场景，传统信贷审核体系难以在短期内完成对技术可行性、风险点及商业化潜力的全面评估，导致银行在信贷决策中面临较高的信息风险。
风险与收益的失衡则进一步加剧了商业银行的参与顾虑。绿色项目大多具有投资周期长、回报见效慢的特点，与商业银行传统业务中追求短期稳定收益的经营目标存在天然矛盾。大量绿色科技企业属于轻资产运营模式，缺乏传统信贷业务所需的足额实物抵押物，使得银行在信贷投放中面临显著的信用风险，进一步抑制了其支持绿色项目的积极性。绿色项目往往具有投资周期长、见效慢的特点，与商业银行追求短期收益的目标存在矛盾。特别是在服务轻资产的科技型环保企业时，缺乏足额抵押物使得银行面临较大的信用风险。
产品与服务同质化严重。目前大多数银行的绿色金融产品仍停留在传统的项目融资模式，缺乏针对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类型企业的差异化服务方案。这种“一刀切”的服务模式难以满足绿色企业多样化的融资需求。
二、民泰商业银行成都分行发展绿色金融的创新实践
（一）建立精准化的客户识别机制
民泰商业银行成都分行突破传统“等客上门”的被动服务模式，构建了主动化、智能化的客户识别体系。该行自主研发的“绿E融”智能服务平台，整合了工商、税务、环保、专利等多维度数据，建立了包含技术水平、环境效益、政策契合度等指标的评估模型。通过该平台，分行能够快速识别出像利兴龙这样具有成长潜力的绿色企业。分行组建了专业的绿色金融团队，建立了“线上筛查+线下验证”的双重识别机制。线上通过大数据分析初步筛选目标客户，线下则由专业团队进行实地调研，重点考察企业的技术优势、管理团队和市场需求。这种“人机结合”的识别机制，大大提高了客户筛选的准确性和效率。
（二）创新多元化的产品服务体系
针对绿色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差异化需求，民泰商业银行成都分行构建了全生命周期的产品服务体系。针对初创期科技企业的“科创贷”产品，通过政府风险补偿资金池分担风险，解决企业首贷难题；为成长期企业提供供应链融资服务，支持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对成熟期企业提供项目融资、并购贷款等综合性金融服务。以利兴龙公司为例，分行根据其发展阶段和实际需求，提供了“组合式”金融解决方案：首期提供1000万元“科创贷”支持技术产业化；在企业实现稳定运营后，又提供了500万元供应链融资，支持其扩大产能；目前正在探讨项目融资方案，助力企业建设新的处理基地。这种“陪伴式”的金融服务，有效支持了企业的持续发展。
（三）构建专业化的风险管理体系
民泰商业银行成都分行创新风险管理模式，建立了“行业专家+金融专家”的双重评审机制。在传统财务分析的基础上，引入第三方技术评估机构，重点考察项目的技术可行性、环境效益和持续运营能力。同时，建立了绿色信贷专项评审流程，针对不同类型绿色项目的特点，制定差异化的风险评估标准。在贷后管理方面，分行开发了环境效益监测系统，定期跟踪项目的节能减排效果，并将监测结果与贷后管理相结合。
（四）打造协同化的生态服务系统
民泰商业银行成都分行积极构建多方协同的绿色金融生态圈。加强与政府部门合作，参与地方绿色项目库建设；与科研机构建立战略合作，借助外部智力资源提升专业能力。还牵头组建绿色产业联盟，促进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合作共赢。这种生态化的服务模式，不仅拓宽了银行的获客渠道，也增强了绿色金融服务的协同效应。
三、民泰商业银行成都分行发展绿色金融取得的成效
（一）环境效益显著提升
通过支持利兴龙等环保企业，民泰商业银行成都分行在环境效益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据测算，利兴龙公司每年处理厨余垃圾数万吨，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5万吨，节约填埋土地近百亩。这些环境效益的实现，不仅改善了当地生态环境，也为创建宜居城市作出了积极贡献。更重要的是，这种环境效益具有明显的正外部性。以利兴龙公司建设的厨余垃圾处理站为例，其运营不仅解决了垃圾处理难题，产生的有机肥还可用于周边农田，形成了“垃圾处理—资源再生—农业利用”的良性循环。这种循环经济模式的推广，为区域绿色发展提供了可复制的样板。
（二）经济效益持续显现
从经济效益看，绿色金融服务带来了多方共赢的结果。对企业而言，及时的金融支持加快了技术产业化进程，利兴龙公司已从初创企业发展成为当地绿色产业的标杆企业，年营业收入实现快速增长。对银行而言，通过创新风险管理模式，绿色信贷资产质量保持优良水平，绿色金融已成为新的利润增长点。对区域经济而言，绿色产业的发展带动了就业增长和产业升级，形成了良好的集群效应。民泰成都分行通过支持绿色产业，与地方政府建立了更加紧密的合作关系，这为银行其他业务的开展创造了有利条件。这种经济效益的多元化和可持续性，彰显了绿色金融的商业价值。
（三）社会效益广泛辐射
绿色金融的社会效益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通过支持环境治理项目，直接提升了居民的生活质量；二是通过产业带动，创造了更多就业机会；三是通过技术推广，促进了环保意识的普及。在支持利兴龙公司的过程中，分行还协助企业开展环保知识宣传，组织社区居民参观垃圾处理过程，增强了公众的环保意识。这种社会效益的辐射效应，使得绿色金融的价值超越了单纯的经济范畴，成为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力量。
四、启示与建议
（一）可推广的经验启示
民泰商业银行成都分行的实践表明，商业银行发展绿色金融需要实现四个转变：一是从被动响应向主动引领转变，通过前瞻性布局抢占市场先机；二是从单点突破向系统推进转变，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体系；三是从抵押依赖向信用赋能转变，创新风险评估和缓释工具；四是从业务导向向价值共创转变，实现经济、环境、社会效益的统一。这些经验对中小银行尤其具有借鉴意义。作为区域性银行，民泰商业银行成都分行充分发挥“地缘近、人缘熟”的优势，通过深度融入地方绿色产业发展，找到了差异化发展路径。这表明，中小银行只要找准定位、发挥特色，完全可以在绿色金融领域有所作为。
（二）进一步优化的方向
首先，需要深化数字化转型。当前绿色金融的发展仍面临数据缺失、标准不统一等问题。商业银行应加大科技投入，利用区块链、物联网等技术，建立环境效益的监测和计量体系，为绿色金融的精准施策提供数据支撑。其次，要拓展服务边界。除了传统的污染防治领域，还应加强对生物多样性保护、气候适应等新兴领域的支持。同时，要关注高碳行业的转型需求，开发针对性的转型金融产品，支持传统产业绿色升级。再次，需完善激励机制。建议监管部门进一步完善绿色金融的政策体系，在存款准备金率、再贷款等方面给予更多支持。商业银行内部也要建立专门的绩效考核办法，提高分支机构开展绿色金融业务的积极性。最后，要加强能力建设。绿色金融的发展需要专业人才支撑。商业银行应加强人才培养，通过内部培训、外部引进等方式，打造既懂金融又懂环保的复合型人才队伍。同时，要加强与科研机构的合作，借助外部智力提升专业能力。
五、结论
民泰商业银行成都分行的实践表明，绿色金融与商业银行的转型发展可以实现有机结合。通过精准识别、产品创新、风险管控和生态构建的系统性改革，商业银行能够在服务绿色发展的同时，实现自身的商业可持续。这一实践为区域银行发展绿色金融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未来，随着“双碳”目标的深入推进，绿色金融将迎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商业银行应把握历史机遇，加快改革创新，在服务实体经济绿色转型的过程中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
（作者：吕章志 单位：浙江民泰商业银行成都分行）
